在中国历史上，婚姻是一种长辈代表后代进行的投资，使其可以与合意的伴侣组成一个家庭。这种投资是否呈现出正向匹配的模式和随历史时期变化的趋势，对社会的结婚率、家庭间不平等和儿童福利等都有重要的启示。为了研究婚姻市场如何融入家庭投资和社会不平等，Shiue and Keller (2022) 的NBER工作论文利用1300-1850年间安徽省桐城县的七个大家族的族谱数据，对其婚姻匹配的回报和代际传递进行了实证研究。

历史背景

在中国，婚姻是一种延续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机制。婚姻由父母或中间人安排，寻求“门当户对”，来建立对双方家庭都有利的姻亲关系，维护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地位及社会关系。

婚姻是精英阶级加强和维护地位等级的方式之一。由于17世纪后，高级官职爵位不再承袭，下一代的经济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更广泛的投资行为。因此，通过寻找好的婚姻关系进行投资是父母把这种财富地位传递给下一代的渠道之一。

婚姻也为宗族提供了在家庭之间重新分配资源的机会。例如，关系良好的姻亲可以帮助本家族进入对方的关系网络，受过教育的母亲会成为子女的第一位老师，会纺织的妇女也为她的姻亲家庭提供了劳动力。婚姻的重要性在族谱中就可看出：妇女在丈夫的族谱中列出的生命统计资料远比在父亲的族谱中更详细。

17-18世纪婚姻市场的另外两个趋势也值得注意。首先，不平衡的性别比例导致单身男性过多，因此女性对姻亲家庭水平的期望值会更高。另外，由于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的难度变大，家庭对儿子的教育投资越来越小，对女儿及参加科举的女婿的婚姻投资回报也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家庭资源分配在对儿子的教育与女儿的婚姻中的投资竞争更加激烈。

数据及理论模型

文中有关婚姻的数据来自安徽省桐城县七个宗族的家谱。安徽省属于长江中下游较为发达、居住密集的地区之一。虽然农产品生产的重要地位使得地主和政府官员占据大部分精英阶级财富，从17世纪起，茶叶、纺织、纸张的生产及越来越多的市镇使得包括桐城在内的长江流域内商业化的发展变得更加多元。因此，桐城的人口流动及社会变迁也可以反映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整体趋势。

桐城县家谱数据覆盖了七个宗族中平均18个世代的信息。除了具有祭拜先祖的功能外，家谱还记载了对土地及大家庭群体成员的描述，因此它也具有经济功能。其中对男性血统至关重要的一个附带记录则是婚姻关系，且由于婚姻的重要性，家谱中也记录了妻子母家的地位情况。

作者采用了Fernández, Guner, and Knowles (2005)关于婚姻市场人力资本投资和代际传递的模型。首先，年轻人决定是否成为技术工人，然后进入婚姻市场，通过观察其他个人的技术程度和未来收入来选择伴侣组成家庭。在第二和第三阶段，家庭有了后代，并支付后代选择的教育支出，进行消费。个人的效用随收入和婚姻匹配的质量而增加。

婚姻的匹配是随机的，分两轮进行。在第一轮中，年轻人可以和任何技能组随机匹配，代表“友伴式婚姻”。若技术工人不选择随机匹配，则他在第二轮匹配中，只可以和本技能组的人匹配以保证家庭收入，这体现了婚姻市场搜寻的好处。因此，在本模型中，“爱情”（第一轮的高匹配质量）和“金钱”（在第二轮与技术工人匹配的更高收入）之间存在权衡。通过用技术与非技术工资的差异来代表社会不平等，模型发现更高的工资差异也会带来更多的婚姻匹配行为，更多的婚姻匹配也会加剧社会不平等。

在本文中，由于父母在子女婚姻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作者使用本家庭和姻亲家庭的父母收入来代替技能水平。虽然这无法包含婚姻双方收入随时间的变化，但它提供了关于永久收入的信息。

婚姻市场中的匹配行为

作者将所有家庭的收入分为从0至4的五组，0为生存水平，4为社会最高级别收入，其中80%以上的人属于最低收入阶层。作者将婚姻匹配定义为两家收入水平（百分比）的乘积。在两家平均收入水平相当时，收入水平差异越小，乘积越大。

表1显示，婚姻双方根据家庭收入水平相互匹配，并无很大的性别差异。此外，在高收入人群中，婚姻匹配行为更为显著。另外，在研究的时间范围内，婚姻选择的程度有所降低：19世纪与17世纪中后期相比，男性的婚姻选择降低了约一半，女性则降低了约25%。与明朝早期相比，清朝社会体现了更大的职业流动性，社会不平等也有所降低，因此精英们具有向下的社会流动趋势。

表1 按性别划分的婚姻与收入关系

另外，如图1所示，作者利用基尼系数和戴尔指数来代表社会不平等，发现婚姻匹配的减少伴随着不平等的下降。由于人力资本的收入弹性下降，父母投资于子女的人力资本（包括婚姻）的动机减少，这不仅推动了不平等的下降，也推动了中国在1300年至1900年间社会流动性的提高。

图1 收入不平等和婚姻匹配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婚姻成功”的影响因素

婚姻成功被定义为与更高收入的配偶结婚。在父亲特征方面，作者发现，父亲寿命更长的孩子倾向于与高收入的人结婚。以父亲埋葬地点与其住所之间的距离代表的流动性与孩子的婚姻成功无明显相关。如果父亲有多个妻子，孩子的婚姻成功率会更高。在父亲有多位妻妾的家庭中，孩子的婚姻状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家庭收入。如果母亲是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其子女的婚姻成功率相对较高；继室及妾室子女的婚姻则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收入。

作为家庭长期收入的代表，祖辈收入也对孩子的婚姻成功非常重要，这与由父亲收入代表的家庭短期收入相似。然而，儿子的婚姻比女儿对祖辈收入的依赖更高。另外，母亲的祖辈收入比父亲祖辈收入与子女婚姻成功有更强的相关性，这可能是由于母亲祖辈的收入反映了父系以外的资源如何影响家庭的成功。

总的来说，家庭收入是婚姻成功的最重要决定因素，而女性在婚姻匹配中从高家庭收入中获得的好处比男性少。

婚姻匹配的代际传递

作者通过祖辈和父辈的婚姻情况来研究婚姻选择的代际传递。长期婚姻选择被定义为父亲和母亲祖辈的收入乘积。作者发现，除了祖辈收入以外，祖辈的婚姻选择也是后代成功的影响因素之一。引入祖辈婚姻选择和祖辈收入的交叉项后，祖辈收入的系数降低，表明来自高收入高选择家庭的孩子更容易获得婚姻成功。鉴于婚姻匹配是父母对其子女的一种投资策略，这些结果意味着对于一个特定的家庭来说，父母的投资策略存在着持久性。

另外，与后代在婚姻市场上成功匹配的回报率下降一致，婚姻匹配的长期投资在18世纪后产生的回报比14至17世纪有所降低。分性别考虑，长期婚姻选择对于男性的重要性略高于女性，但在研究时段内均有下降，且对于女性而言下降更为明显。

图2 婚姻匹配的代际关系

作者进一步研究了父辈婚姻匹配和儿子收入的关系，这也是婚姻匹配的另一项回报。婚姻匹配对于财富的代际维持有正向作用。父亲和岳父的收入同样重要，但其影响随着婚姻匹配的提高而降低。当纳入祖辈收入时，父母婚姻匹配的重要性并未被削减，但是祖父和岳父收入的影响有所下降。当纳入祖辈婚姻匹配时，祖辈和父辈的收入对于儿子收入的影响均变得不显著。然而，婚姻匹配的重要性也随着时间推移渐渐消失。

结论

在本文中，作者利用安徽桐城的族谱数据，提供了中国14至19世纪婚姻匹配选择的证据，且婚姻匹配在收入顶端的人群中表现得更强。在样本记录期间，婚姻匹配水平有大幅下降，这和18至19世纪婚姻市场的投资减少相一致。另外，婚姻匹配和社会不平等具有正相关性。

本文也是对代际婚姻匹配回报的首次分析之一，父辈和祖辈的婚姻匹配对于子女的婚姻和收入均有影响。在控制父母家庭收入的情况下，父辈婚姻匹配更高的孩子，更可能与更高收入的家庭结为姻亲。此外，家庭代际间的婚姻匹配程度也高度相关，特别是在高收入家庭中。父辈和祖辈的婚姻匹配也显著提高了儿子的收入。这表明，家庭的形成通过代际传递的方式对于经济的表现和演变起着关键的作用。

文献来源: Shiue, C. H., & Keller, W. (2022). Marriage Matching over Five Centuries in China (No. w3062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原文链接：https://www.nber.org/system/files/working_papers/w30625/w30625.pdf

（本文转载自量化历史研究公众号）